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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则整理报告李晓生所遗的另一份手稿,皆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号召

文章作者:美高梅游戏平台网站 上传时间:2019-10-25

1911年底,孙中山邀当时在伦敦大学学习化学的李晓生一起回国。李晓生伴随孙中山从伦敦起程,前往巴黎、马赛、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李晓生时任总统府秘书。李纾曾在《李晓生未完成自传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1]一文中整理报告了李晓生(李鉴鎏,1888年—1970年)所遗自传性手稿一份。其中视为生僻的史证包括: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名单、同盟会海内外会员在新加坡的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伦敦采用的日本化名(Mr.Takayama)以及李晓生始于新加坡以革命为业的生涯。本文则整理报告李晓生所遗的另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以补录形式着重记载了辛亥年间发生在伦敦的几件事: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且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旗、会员杨笃生投海自杀后吴稚晖为杨笃生立墓与钱士青斗争、孙中山首肯吴稚晖代撰文通电推袁、胡汉民与孙眉冲突引发孙中山与吴稚晖之争、以及李晓生本人在伦敦的活动等。这些事略为研究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增补资料。

清末我国正饱受封建腐化、列强蹂躏之苦,孙中山先生号召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民生」旗帜,经历十次之起义,终於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成立,袁世凯称帝、军阀盛行,孙中山先生再度重整革命党,展开讨袁护法,维护民国命脉。讲述三民主义,并以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建国蓝本,不幸於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与世长辞。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锺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馀,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一)陆皓东设计党旗献身革命  陆皓东(一八六七-一八九五)与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同为香山县翠亨村人,幼时一起在陆氏祖祠读书,是中山先生少年时期的玩伴。

一、李晓生手稿内容

两人曾因毁损北极殿神像,遭受村民指摘,远走他乡避难。後来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後转至芜湖电报局服务,至一八九○年始回到乡里,开始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尢列、杨鹤龄、程奎光及周昭岳等人往来,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组成,第二年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开始发动袭取广州,作为革命基地之计画。他们对外以「乾亨行」为名号,同时以陆皓东所创制的「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最後起义计画因□露而告失败,陆皓东等人殉难,中山先生则被迫亡命海外。  「青天白日旗」先後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庚子惠州之义及尢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时使用过,但此旗之正确图案未有统一规定,以致旗上所排列的叉光多寡不一,缝制者无所依从,後来中山先生将叉光解释为代表干支之数,故叉光应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时辰,自是旗上叉光之数始确定不易。  (二)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旗帜虽首度揭开革命行动序幕,然一九○六年冬,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干部会议,编纂革命 方略,当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形式时,意见纷歧,竟有下列五种不同的主张:  (一)用十八星旗,黄星代表十八省,示皆黄帝子孙,红底示铁血主义(孙武、焦达峰提议)。  (二)用红、黄、蓝、白、黑之五色旗,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且含五族共和之义(宋教仁、陈其美主张)。  (三)用井字旗,以象徵社会主义(黄兴、廖仲恺主张)。  (四)用金瓜钺斧旗,以发扬汉族之精神。  (五)中山先生所坚持的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虽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未在会议中通过,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诸战役中如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及黄花冈之役,皆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号召。

李晓生手稿经整理分段并添加标点符号如下:

关于国父与先生(注:指吴稚晖,下同。)计议仍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乙事。晓生依据胡展堂先生亲笔自传有云:

国父于一千九百○五年与黄克强皆决定离日返国举行革命。即使汪精卫起草为革命党讨满洲政府文,传檄海内。并令余(展堂先生自称,下同)与精卫随行。此为余第一次随国父同行。精卫则与克强先二日出发,濒行议定军旗国旗。国父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徽。国父谓既不美术又慊为复古,且杞党众悉从。国父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怏怏。余既与克强分道行,克强犹有书致余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先生(指国父,当时党中同志均称国父为先生)何定须执第一次起义之旗。然某今为党与大局已勉从先生意耳。”余当时只求革命,对于党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是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

按照上述云云,辛丑武昌举义时忽又改用五色旗。故国父不得不再与先生说及。急电国内无须改用五色旗。实则国父早于上次过英时,曾将青天白日国徽用铅笔绘图以示先生。先生亦曾以该图示余。料先生遗物中或尚有该图存在也。

民国前一年三月廿九日,广州举义失败。海外革命同志愈感兴奋。留英同学湘人杨笃生,屡欲返国助黄克强等谋再举。以病阻行。竟萌短见。于是年秋间某日自沉于利物浦海边。死前寄遗书与先生及石瑛。嘱将遗款尽献同盟会。翌日先生偕石瑛由伦敦赶到利物浦。以为尚可晤杨劝阻。岂料杨之遗体早已陈于利物浦警局殓房。招人认领。当杨投海之日,李晓生适赴利物浦探友。闻有中国学生投海自杀。李曾赴殓房一看。但因未尝认识杨先生。故不知究属何人。及晤先生偕石瑛赶到,即再同赴验房认看,始知为杨同志。遂电告留英学生监督钱士青,请其前来料理葬事。钱氏到后,会於友人家中,围桌而谈。先生向钱氏提议,为杨筑墓建碑,以资纪念。但钱仅欲草草埋葬了事。对于拨款筑墓建碑一节,诸多推诿。谈将半小时,尚无结果。先生忍无可忍,忽然起立向桌上一拍,座中各人均大吃一惊。钱更属口呆目定。先生遂以最严厉之态度向钱氏说:你须知道杨先生是革命党人,目前座中各人,除你外,我们尽是革命党人。目前在利物浦的中国同胞,一千数百人,也几乎尽属革命党人。我们革命党人,最讲道理的。今杨先生之投海而死,等于为中国革命而死。区区墓费,由国家支付算什么。倘你靳而不发,你还想返伦敦吗?我劝你不要多生枝节。今日先将葬费清付,然后即赴承办建墓之店签约。俟将来修建墓碑竣工,再由该店直接去函通知。届时你照约付费可也。钱某连称是是,唯有奉命而行(此为余第一次得见吴先生大发雷霆,使余有极深之印象者)。事后先生尝对人说,与那种腐败官僚交涉,你愈客气他愈不客气,你不客气他就客气了。诫为经验之谈。

补录二

当时国内一般官僚和士大夫阶级尚有欲保存满清皇室,实行君主立宪,并推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者。先生以为这种空气应当即日廓清以利革命之进行。遂替国父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文内有“若举袁氏为清室总理,曷若举袁氏为民国总统”之语。初时国父尚未明先生意旨,嗣经先生解释,亦表同意。后闻国内之士大夫阶级得见此电大加钦服。以为我国数千年前之揖让古风复见于今日。再不敢毁革命党为乱党。吴此电发生效力之大,实无可估计。

国父居留伦敦期间,住在沙和大旅店Savoy HotelStrand,W.London。先生辅助国父处理各事,至为劳碌。每日偕李晓生赴旅店工作,常至深夜始克回家休息。所有国内及各地函电多由先生作答。如属重要者,则先商诸国父,然后拟稿。曾有一次,同时收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国父之兄眉公各来电报一通,互有冲突微辞。国父嘱先生分电调解。先生所拟稿似不尽如国父之意。国父欲改数字。先生不以为然。国父再三谶论。先生亦无改意。并嘱李晓生速即以稿译发。国父遂取李手中之笔。即欲自行涂改。先生立即将笔夺回还李。再嘱李必照原稿译发。不得增减一字。又将国父推开,且高声谓国父曰:“今日我们尚有其他许多问题急待研究,我们谈谈别的问题吧。”先生不料将国父推开之时,用力过大,以致将国父推倒。幸而倒在床上,并无损伤。国父徐即起来,毫无愠容。反视先生微笑。他们亦即另谈他事。国父之雅怀大度,从谏如流,固可为元首之模范。而先生之能面诤不阿,亦属难能,令人钦佩。又,当时,国父由美抵英所带旅费无多。即每日拍发电报多件所需电报费亦时感拮据。故先生曾屡偕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赴伦敦东郊唐人城召集华侨演说,向听众筹款,以应当时之急。

补录三

当日伦敦英文报载华中之革命军多有用五色旗者。国父大不以为然。急欲纠正。特走访先生计议。既经决定,遂即电知国内各省更正外,并在伦敦唐人街先悬之(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

二、井字旗、五色旗与青天白日旗之争

1911年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采用“十八星旗”。陈其美在上海采用“五色旗”。广东革命政府采用“三色旗”,但陈炯明则在粤东使用“井田”旗。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三色旗为海军旗,三旗并用。至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才采用了三色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旗是由陆皓东制订。陆皓东参加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慷慨就义。孙中山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据黄福銮编著《华侨与中国革命》载:

……起义时的旗帜则由陆皓东拟定为青天白日旗,拟定除暴安良为口号,革命党人均以红带缠臂为暗号。[2]

另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一册》“新加坡图南日报”一节载:

翌年兴中会员尤列亦接踵而至。尤有辫才,以闽粤藉各富商性多顽固,不易感化,乃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於新加坡,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天南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阴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尤更於中和堂会所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作兴中会一脉相传之表示,海外华侨团体首用青天白日为国徽者,中和堂实为之倡。[3]据陈洪、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大传》“民元前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先生四十七岁”一节记载:

国父在伦敦时与先生议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故一闻武昌起义,当时即制造国旗五十面,遍悬伦敦唐人街(时武昌方面已另订五色国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藏先生遗物中,尚保存有当年先生在伦敦时使用之青天白日旗一面在焉。[4]

李晓生文中有关“青天白日”旗的补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晓生文载:“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由此推测,吴稚晖的遗物中,不仅有当时制作的国旗样旗,还可能有青天白日国徽的设计稿。第二,李晓生文载:“国父早于上次过英时,曾将青天白日国徽用铅笔绘图以示先生”。这表明,在国旗式样上,孙中山是早有准备,也是颇坚持己见。孙中山坚持要用的青天白日旗,那是第一次起义时,由陆皓东设计的旗子。关于国旗图案设计的争论,大概是孙中山与黄兴最严重的一次争论。另一次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同孙中山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

孙中山为了坚持采用陆皓东设计的旗子,不惜与黄兴闹僵。若从心理上分析,可能是孙中山对陆皓东烈士一往情深,或者潜意识里极欲对先烈作一番补偿。这种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可从民国元年某日他致李晓生一便函中作一管窥。那天晚间,孙中山抚今追昔,感慨20年前他与陆皓东、宋嘉树三人初谈革命,屡作终夕谈之事。其浓浓情意,跃然纸上。

另外,李晓生原稿“补录三”中有段被删除的句首,专门指出:“国父主张仍用青天白日旗一事乃在先生家商议决定。”

三、让位于袁世凯想法之产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列强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将让位于他的保证之后,加紧向清廷逼宫。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李晓生文中记录了吴稚晖曾替孙中山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虽然文中没有提及该电文的详情,但孙中山最终同意吴稚晖意旨的寥寥数语说明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将革命果实让与袁世凯并非一突发事件,也并非孙中山之本意。第二,孙中山想争取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反正”,以换取革命早日成功的妥协倾向当萌发于伦敦。这两点并非史学界的共识。

如,梁敬錞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一文中讨论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以及袁世凯的窃国。梁敬惇所引“让袁”的最早证据只追溯到孙中山抵达香港后为止。文载:

1911年12月20日,即廖、顾达成协定之日,孙中山先生还在归国途中。但是,从他在香港与胡汉民和朱执信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意支持袁出任总统的想法。至于袁是否批准此一秘密协议,我们并无直接证据。[5]

另据薛君度考,有封长期被认为是孙中山于1911年11月12日发自巴黎的电报,实应为1911年11月16日发自伦敦。他说:

孙中山将在民国政府中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在革命胜利之初并不清楚。他在由欧洲归国途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自伦敦电称:“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亦善宜。”[6]

薛君度认为孙中山当时的地位,并不很稳固。薛君度文所引电文与李晓生所述在地点、时间、内容方面都颇吻合。李晓生文所引“若举袁氏为清室总理,曷若举袁氏为民国总统”之语比薛君度所引“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间黎有推袁之说,合亦善宜”之电文,更为直截了当。

四、吴稚晖为杨笃生立墓与钱士青斗争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同盟会会员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继湖南新化人陈天华投海自杀后,杨笃生是又一个投海自杀的湖南籍同盟会会员。

据陈洪、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大传》“民元前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先生四十七岁”一节记载:

八月,杨守仁愤国事之日非,脑病剧增,蹈海於英伦西之利物浦海中,年方四十。杨守仁於投海前一日,寄绝命书於先生,犹於制造炸弹之改进方法。杨君前在日本横滨,曾与黄兴同造炸弹不慎,炸去二指。死后,遗产英金一百镑,请先生寄与友人石瑛,转致国父,赞助革命,而不及其他家人生活之需要焉。先生将其遗体葬于利物浦城北恩佛兰公园。先生挽之曰:“革命党之健者;炸裂弹之先道。”先生为杨安葬甫毕,即以其蹈海殉国经过函告蔡元培,蔡元培於柏林同学会举行追悼大会时,以先生函当场宣读,与会人士,感悼非常,后於民国二十年,先生为其家属呈请国民政府特予抚恤。九月十五日,先生接国父书,索守仁遗款。[4]

又据陈独秀在《蔡孓民先生逝世后感言》[7]一文中回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孓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杨笃生投海当日,恰逢李晓生赴利物浦探友。他“闻有中国学生投海自杀。李曾赴殓房一看。但因未尝认识杨先生。故不知究属何人。及晤先生偕石瑛赶到,即再同赴验房认看,始知为杨同志”。而这一巧合,却为杨笃生投海后的善后记录,为吴稚晖迫使钱士青拨款为杨笃生筑墓建碑留下了知情的一笔。

五、胡汉民与孙眉冲突引发孙中山与吴稚晖之争

陈三井在《中山先生归国与当选临时大总统》一文中,对孙中山先生1911年10月间在伦敦的活动作如下记载: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山先生自纽约致电已先期到达伦敦之军事顾问美人荷马李(Homer Lea),委托荷马李全权在英筹款,并报告国内的革命情况。十一月二日,中山皆党人朱卓文等一行自纽约搭乘船毛里塔尼亚号启航赴英同月十一日到达伦敦,住于萨福伊旅社(SavoyHotel)。行装甫卸,即造访在英伦留学之吴敬恒。适吴外出未遇。中山先生因行动秘密,特留书约定会唔时间。翌日两人唔面,纵谈以往筹款接济革命研究将来建设国家大计,中山先生并商请吴敬恒每日至旅社为其处理文件。[8]李书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李石曾先生》一文“辛亥革命”一章中,曾根据抗战时吴稚晖在重庆上清寺寓所面谈所述,对孙中山1911年10月间在伦敦的活动作如下记载:

清宣统三年,辛亥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旋于阳历十月下旬,由美抵伦敦,住Strand之Savoy Hotel。中山先生随带随员二人,一为朱卓文,一为美人荷马李(Homer Lea)。时国内有许多电报拍致中山先生,均由驻英刘玉麟公使转变,刘公使均照转。吴稚晖与李晓生每日均到Savoy Hotel。晓生为同盟会老党员,吴先生为中山先生起草电稿,晓生翻译电码。其次吴先生为中山先生起草复电。中山先生欲修改数字,吴先生不同意,中山先生仍欲修改,吴先生推中山先生至床上,坚请不可改,中山先生遂允不改。吴先生在伦敦家中约中山先生便饭,吴夫人自己做菜,中山先生连称“难得”,在座者有李晓生。[9]

从文中看,孙中山与吴稚晖起争执之事的知情者只有三人:孙中山、吴稚晖与李晓生。事后,吴稚晖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对人提及此事。李晓生在多年之后也特别提及此事,并注明争执的起因乃是孙眉、胡汉民之冲突微词。争执的发展和如此结局,大大出乎意料,应给当事人留下了极大震动。

不知是否对孙眉、胡汉民人事安排(注:据孙穗芳著《我的祖父孙中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载:“在2月间,广东各界纷纷给祖父来电,请祖父同意让伯祖父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提议,但祖父坚决不同意。他回电婉拒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耿耿于怀的缘故,在李晓生所遗的文件中,特保留了一份写在“总统府报房去报”(ThePresident''s Telegraph Office)上的孙中山的手迹。电文的意旨正是对广东都督的安排意见。孙中山的手迹经整理并添加标点符号如下:

广东陈都督并各界公鉴:

革命功成,民国统一。胡都督不日可回原任。精卫亦能同回助理。请毋容另举他人。现状维持。统祈暂为尽力。

总统:孙文

元年二月廿一日

六、结语

辛亥年前后,留英的中国学生为数不多。据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载:“民国元年,张静江君来法。见俭学会行之有效,因思国人习英文者最多,若有留英俭学会之组织,留学英国者必增多。归国后,遂与吴稚晖君及俭学会同人,发起留英俭学会,组织会所,以为膳宿;设立专班,以为补习。由会介绍赴英者二十余人。在伦敦担任俭学会之招待者为吴稚晖君,及其子女与李晓生、谢仪仲两君。”[10]

获悉武昌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他没有直接回国,却前往欧洲。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的最重要的计划之一,是与银行团谈判一笔借款,但,所有筹款或借款活动也都落空。据李晓生文所载,当时,孙中山每日拍发电报多件所需电报费亦时感拮据,须偕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赴伦敦东郊唐人城召集华侨演说,向听众筹款,以应当时之急。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孙中山在抵达上海时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8]回答记者有关携巨款回国之询问,的确是一大实话。

因在英筹款多倚重美人荷马李,有关孙中山在伦敦活动的记载亦多见于外文文献。如,Eugene Anschel所撰"Homer Lea,Sun Yat-sen,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等专著。相比之下,可作深入研究的中文资料较为匮乏,且所传资料主要出于吴稚晖之手。在武昌起义成功后的这一段日子里,在孙中山身边的同盟会人员约有:吴稚晖、李晓生、谢仪仲(注:据李晓生记载,谢仪仲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始会员。见附注[1].、石瑛、朱卓文等。这些人员大都即分批回国为临时政府效力(李晓生、朱卓文随孙中山同行;石瑛随吴稚晖同行)。李晓生所遗这份手稿为孙中山以及过英同盟会员的活动,勾勒出一个轮廓。其中以补录形式记载的数事,可视作为后人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真相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1]李纾.李晓生未完成自传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J].南大语言文化学报,1998年第3卷.

[2]黄福銮.华侨与中国革命[M].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3]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M].一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53.

[4]陈洪、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大传[M].台北:颖庆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5]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C].第三辑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6]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7]陈独秀.蔡孓民先生逝世后感言[A].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陈三井.中山先生归国与当选临时大总统[A].见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M].第一篇革命开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

[9]李书华.辛亥革命前后的李石曾先生[J].传记文学,1974.第24卷.

[10]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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